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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新鮮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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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觀點
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:男女收入不平等的解方,是降低「貪婪工作」的價值

如何實現職場性別平等,讓人才不被浪費?_Cheers 如何實現職場性別平等,讓人才不被浪費?_Cheers

作者/呼延朔璟

如何實現職場性別平等,讓人才不被浪費?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告訴我們,是時候改變傳統的工作模式了。

過去的50年來,許多高收入國家見證了女性勞動參與的顯著增長,但即使是在性別平等最佳的國家,職場性別差異仍舊存在。

根據勞動部數據,111年台灣女性的平均時薪僅為男性的84%,時薪差距為15.8%。在其他已開發國家也有同樣狀況,美國、英國的兩性時薪差距與台灣相近,而日本與南韓甚至超過30%。

這麼大的落差,究竟由何產生?

202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,授予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蒂亞・戈丁(Claudia Goldin),以表彰她「增進了我們對於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」。戈丁突破性的研究發現之一,即是解釋了為什麼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意願不如男性,收入也比男性低。她明確指出,女性的選擇經常受到婚姻和家庭責任的限制,而被她稱為「貪婪工作」(greedy work)的固定、長時工作模式,更加劇了這種限制。

戈丁更卓著的貢獻,在於她透過爬梳美國200年來的數據,「首次全面展示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的收入與勞動參與狀況」,從而揭露了職場性別不平等的歷史變化,以及背後的原因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成員哈瑪森(Randi Hjalmarsson)認為,戈丁的獨特之處在於將經濟學的兩個領域結合在一起:「她既是勞動經濟學家,也是經濟歷史學家。」

戈丁將自己比喻為「偵探」,她不惜弄髒自己的手,從故紙堆和沒人想得到的地方不斷地找出歷史事實與數據。她在獲獎之後的電話採訪中說:「作為偵探意味著你有問題要問,這問題如此重要,因此你會不惜一切代價去探尋它。」


戈丁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,也是第一位獨立獲得此獎的女性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時這樣介紹戈丁研究的意義:「理解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角色對社會非常重要,因為如果女性無法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機會或平等的待遇,勞動力、技能和人才都會白白浪費。」

以下整理戈丁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節目《The Indicator from Planet Money》及中國媒體《知識分子》的對談精華:

問:妳的著作研究職場女性的薪資和晉升差距。這個問題常被歸咎於性別歧視,但妳卻提出了新的角度。妳的觀點是什麼?

答:我永遠不會說沒有歧視和性騷擾。但職場性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:女性往往在後退,而她們生命中的男性卻大步向前。這麼做的目的,一部分是為了優化家庭收入。

例如,有一對夫妻,他們都從事科技業,一開始他們做同樣的工作,領差不多的薪水。可是他們從事的工作有點貪婪,貪婪之處在於,他們需要隨時待命——不是全年無休,但可能在晚餐時間、週日晚上、或假期中,工作就不期而至。

然後他們有了孩子。他們意識到,這種更貪婪、薪水更高的工作,沒辦法兩個人都做。他們明白,雖然兩人都是職場父母,但其中一人必須對家庭隨叫隨到,而另一人則對工作隨叫隨到。

比較普遍的狀況是,女性選擇了承擔照顧的責任,她也就因此喪失了獲得更高薪水與繼續向上晉升的機會。這可能是她自己的選擇,也可能是她家人、他家人或者全世界的期望。因此,工作越貪婪,加班和出差越多,傾向家庭的選擇就被甩開越遠,這就是貪婪的工作對職場性別平等的影響。

在這個故事中,夫妻兩人的工作機會均等,工作環境也沒問題,該受譴責的是貪婪的工作性質。如果工作不那麼貪婪,大家都能做靈活且更有效率的工作,那麼每個人都能同時兼顧事業和家庭,我們就有可能實現職場與家庭內的性別平等。

問:妳指出,夫妻都想追求事業和家庭,理想的狀況是平均分配,但這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從未出現過。

答:沒錯。我在研究中展示了女大學畢業生的歷史變遷。在20世紀初,她們要麼選擇事業要麼選擇家庭,很少有人能同時兼顧。20世紀中期的她們是嬰兒潮世代的母親。她們可以先組建家庭,再找一份滿意的工作,偶爾還有機會擁有真正的事業。這確實是一種進步。

再之後的世代因避孕藥的普及受益。她們可以推遲結婚和生小孩的年齡,而不用在社交和性生活方面付出過多代價,從而有機會追求更好的職業生涯。到了最新的這個世代,她們比過去任何世代都有機會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;但另一方面,女性的機會不如男性,原因就在於貪婪的工作。

問:從某種程度上說,每個世代都看到了上一世代的取捨,並對此做出了一些回應。接下來是新冠疫情,它如何改變了女性、家庭和事業的狀況?

答:疫情期間,家庭照顧的需求變得非常大,有學齡兒童的父母投入家庭的時間相比以前成倍增長。我們從這可怕的幾年裡學到了,無需在現實中相聚,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因此,疫情儘管可怕,卻帶來一線希望:我們已經降低了靈活性的代價,減少了對貪婪工作的需求。

問:是的,我確實想問未來發展的問題,因為當妳描述那對科技業夫妻時,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做的是非常合算的決定。他們本可以找份不那麼貪婪的工作,這樣就能更平均地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,但以家庭單位來說,這個決定是最大化資源的方法。妳認為未來會如何發展?


答:解決方案並不簡單,但其中之一是降低貪婪工作的價值,創造那種大家能在需要時相互代班的工作模式。我知道有些人會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。但事實上,在婦產科、麻醉科、兒科、獸醫院,都是這樣做的;在許多銀行決策中也能看到。如果在這些行業都可以藉助驚人的科技實現,可能在其他領域也可以實現。

另一個解方是改善照顧幼兒的時間成本。你知道,以國家層面來講,這種做法已經行之有年,它叫做公立學校。問題是,從幾歲開始?比方說,瑞典的公立托育從1歲就開始了。此外,我們應該提倡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,到那時候,我們就不會爭論是否應該投資公立托育,因為這雖然是在降低照顧別人孩子的成本,但同時也是為了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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